守正创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格，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现实中，若许多情况下连最基本的授权行政都未能落实，授权行政、授权明确、授权禁止之间一再发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所谓横向立法权专属，是将法律保留理解成一个省略宾语的主谓宾结构。

在纵向上，行政法定无法与上位概念依法行政拉开距离。议会逐步挤入君主与政府之间，越发明显地站到政府之前，一种全新的君主—议会—政府三角关系开始形成。稍稍梳理这个概念的历史不难发现，如果用行政法定代替法律保留，难免在一定程度倒退回迈耶之前的理论状态。瓦尔特·耶里内克（Walter Jellinek）将Vorbehalt理解为法的必要性。我国学者将其总结为：它以民主为前提，以法治为基础。

当中的尚未......先制定亦从反方向支持法律先定这一概念的成立。如何严谨地选择词语来翻译Vorbehalt这个既明确又灵活的陌生概念？Vorrang和Vorbehalt都有vor这个前缀，都带有先、前的意思，该如何准确表达Vorbehalt的独特内涵，同时避免与Vorrang混淆？要找到合适的汉语词汇准确对应这两个概念，既表达相似点，又凸显差异点，的确相当困难。不仅如此，他还修改了同一条注释再次强调：应予以说明的是，这不同于我们已讨论过的两种法律的优先。

其次，国家内部乃是特别权力关系，无须通过法律来调整。纵向立法权专属主要是在两个立法机关之间划定界限。克洛佛梳理相关历史后指出，民主意义上的法律先定长期面对较大阻力，法治国意义上的法律先定更容易取得进展。从君主—议会—政府三角结构似乎也能看出，法律先定的原则重心落在议会与政府关系上，这后半段关系主要是法治国原则的作用范围。

（三）概念的退化 相较于保留禁不住仔细推敲，法定似乎更合适。毋庸置疑，问题的症结在保留二字，它的确阻碍了中国公法学者准确把握这个原则的基本意思。

举凡参与立法、行政的主体，无论它在法律之后还是法律之前，皆应注意法律先定的双重甚至多重面向。应当指出一点，无论是混淆于纵向立法权专属，还是限缩于横向立法权专属，都不是学者批评的典型的概念上的误用。弗兰兹·海摩尔（Franz Reimer）强调，法律先定的核心就是给行政设置行为障碍（Handlungssperre）。学界对法律保留的理解皆是基于第三种意思留下，不拿出来。

在西方语境下，即君主与贵族，或君主与民主议会，或联邦与各州。当代德国学者普遍认为该原则具有双重面向，既约束行政也限制立法，其中授权明确和授权禁止转而主要以立法权为规范对象。在微观上，法律与行政的比重关系是灵活的。在大陆学者中，黄学贤用尚未......则这类表述来表达法律与行政的条件关系。

刘志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在整个19世纪，议会的地位不断升高，逐渐可以与君主共同决定国家大事，但议会面对君主的消极被动地位终究没能完全扭转。

斯道博指出：在19世纪以前法律在概念上并无特殊之处，不过是若干抽象规则的一种，法律与法令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两者常常混同使用。到了议会民主制，虽不再有君主，但法律先定亦保有这种双重面向。

但这类论述似乎夹杂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立法权专属。不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的法律，由君主自行决定。在这种语境中，法律保留可能被误解为先行政后立法或行政先行先试、法律终局决定。理论上广泛存在一种误解：似乎除了《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其他事项无须适用法律保留，行政可以脱离法律自行处理、先行决定。民主原则要求分享国家权力，法治国原则防范君主恣意行为，这两方面要求在法律先定中合为一体。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佛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指出：在那些不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的领域，君主依然保有独立的规范制定权（Normsetzungsbefugnis），直接命令政府执行。

一旦这些特殊公民进入国家，与之结成特别紧密的关系，则针对这些特定公民群体的国家干预就逸出法律先定的范围，遁入特别权力关系的领域。二是运用语言学方法进行跨语言的分析与比较，辨析德语Vorbehalt与汉语保留的差别，探究用法律先定代替法律保留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事实上，在德国所有法律均由议会制定，议会与立法机关划等号，法律具有终局性、决定性和最高性，这些都是20世纪确立议会民主制后才发生的变化。三是区分一般与特别权力关系。

如此来看，一个国家的权力格局就体现在几种权力的空间关系中，法律先定的本质是界定几种权力的活动空间和先后顺序。罗曼·赫尔佐格（Roman Herzog）指出：议会保留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带有授权禁止的法律保留，即通过法律确定这类决定的内容，而不得由议会转授权。

既然法治国与民主两大原则都是支撑法律先定的宪法依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个原则只是单纯限制行政，强调立法对行政的控制，还是说它具有双重功能，也可以反过来限制立法？议会民主制带来议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尤其是议会多数党组成政府这一政治事实，督促德国公法学者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法律先定的起点是干预公民自由私产的授权行政。且不说德国法上多元丰富的规范内涵始终难以顺畅进入保留这个空洞的语言外壳，某些似是而非的表述就不断解构这个原则基本轮廓，给学术研究造成相当大的阻碍。三是透过字面意思探究言外之意，回到它的诞生地，发掘它在19世纪德国君主立宪制下的结构特征，追溯它曾经蕴含但已然淡化的古典内涵。

他以是否干预公民自由和私产、是否需要议会同意为标准，区分了民主与不民主的法律。根据陈斯喜、李林的区分，一种是在纵向维度、中央与地方之间强调立法权专属，回答谁保留法律？的问题，另一种是在横向维度、立法与行政之间划定议会专属立法权，回答法律保留什么？的问题。

虽然这种理解同历史有所出入，但纵向上的立法权分配关系的确影响到横向上的立法与行政界分问题。第一阶段是立法先于抽象行政。

既然各国宪法普遍采用由法律规定这类表述来规定法律保留，那学理研究似乎可以从宪法文本中提取出更精简的法定概念，进而参照税收法定和罪刑法定具体化为行政法定。（三）概念的重新界定 作为一个从日本舶来的术语，保留在汉语中带有明显的禁止转让、排他专属意思。

在君主—议会—政府三角关系中，君主先于议会。换言之，国家干预公民自由和私产适用法律先定原则，国家干预必须根据法律或得到法律授权。之所以迈耶提出的这个概念被整个德国公法学广泛接受继而遍传世界各国，乃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他从由法律规定这类宪法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在这一点，与应松年将法律保留归入立法权限分配不同，周佑勇认为应当集中围绕法律和行政立法的关系来阐述它的涵义，将法律保留的基本涵义限定在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上。

如汉斯—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所言，与法律保留相比，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在思想和制度脉络上处在更为源头的位置。法律先定既约束法律之后的政府执行，也约束法律之前的君主执政。

就民主而言，是议会挤入君主与政府之间。在中国语境下，主要是强调国家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区分，国家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人大被排除在外，只能行使地方立法权。

再按照保留是留下，不拿出来的意思来理解，便是议会留下法律，不拿出来的意思。摘要：法律保留概念诞生在德国，后经日本转介进入中国已近百年。